近年来，围绕“钱学”，学界的争论十分热烈。2000年1月，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李洪岩、范旭仑著《为钱钟书声辩》，笔者读后有些想法，愿意贡献出来，向作者和读者诸君讨教。
读罢李、范所著，首先产生的感觉是，作者的主旨并非如书名所示，为钱先生声辩（虽然书中也有此类篇章、但分量并不占大头），而是针对争论对象，为自己声辩。例如，关于杨绛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和《钱钟书与围城》的几篇文章，就是对着杨绛和王泉根、沙子，声辩自己批评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和《钱钟书与围城》如何如何有理，而对方又是如何如何无理。又例加，关于《记钱钟书先生》著作权纠纷经过，就是声辩在此问题上，杨绛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不近情理，“凭丈夫的势力”，“恶意欺负卑贱软弱者”，而自己又是如何“强自隐忍”，委屈求全而不可得。再例如，关于《钱钟书散文》，就是指责董桥、张中行“两位大名人”不该为之“张目搭桥”，声辩自己对《钱钟书散文》的批评是如何有根有据。再再例如，针对陵久、章明、邵燕祥、纪红、赵光贤的一组文章，就更没有多少为钱先生说话的意思，通篇都是反驳对方的批评，声辩自己的正确。
说到这里，笔者得赶紧声明，但凡是争论，争论的一方为自己声辩，绝对无可厚非，而且应该提倡，否则，大不利于百家争鸣气氛的形成，大不利于学术的发展。就此而论，李、范两位在“为钱钟书声辩”的旗号之下为自己声辩，也就算不得什么错误，不应该受到批评。但是，为自己声辩，也有一个怎样声辩的问题。正是在这方面，笔者以为，李、范二位的某些作法，不太合适。
例如，为了证明钱钟书为杨绛《钱钟书与围城》写的“附识”靠不住，就引钱氏“回忆是最靠不住的”，“自传不可信”等等“从小到老”的“一大思想”作依据；为了批评杨绛“实事尽可抛开，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”，就引《七缀集》183页如何说，《管锥编》1296页如何说作依据；为了证明杨绛所记“时间舛乱，缓急颠倒”，就引《管锥编》第5册17页“夫人既察察为明，每亦昏昏如梦”为依据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李、范二位对钱钟书的著作确实下过一番功夫，各种资料的掌握也较熟悉。但是，像这样不作边际的“举一反三”法，乍一看似乎十分有力，但仔细一琢磨，这种以比附作推断的战法，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。《为钱钟书声辩》中，这种作法处处都有，如此而论，李、范二位就不是在“为钱钟书声辩”，而是拉钱钟书为自己声辩了。
又例如，为了增加声辩的力度，书中每每出现尖酸刻薄、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语言。要纪红“撒泡尿好生照照自家”，说王泉根“心褊狭于三毒，目迷离乎五色”，称章明“心术文风不好”，趁痛悼钱先生之机，“泄私愤，放野箭”。这些都还不算最厉害的。最厉害的是说邵燕祥看起来“人五人六大模大样”，其实“土埋到大半截了，学术思想上一无所成，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，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，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，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”。
李、范二位作为年轻一代学术工作者，思想敏锐，文笔犀利，在钱钟书研究方面也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，这些都值得肯定。但是，思想敏锐，文笔犀利不要用来挖苦人，研究的成绩也不好作为“抖狠”的资本。二位十分反感人家称自己“钱学专家”，更拒绝别人指责自己“自封”为“钱学专家”，都是谦逊的表现。但是，接下来又说“‘自封’又怎么了？你何不也给自己‘自封’一下？你敢吗？”这就有失学者的胸怀和风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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